然而在18世纪时,情况发生了转变,男女服饰之间的差异开始反映更广泛层面上的文化转变。无论属于哪个阶级,男性都被视为唯一具有理性思维的性别,因而应当拥有政治选举权。在这种新的平等中,男性不再需要高跟鞋。他们开始穿着新兴的三件套,色调暗沉,别具一格是不受提倡的。在那个世纪之初,亚历山大·蒲柏(Alexander Pope)列出了男性俱乐部的规则,其中警告说,如果一个成员“鞋跟超过一英寸半……此人应被立即驱逐……从我们这里离开,自己去变高!”
相反,女性则被视为天生缺乏理性,不适合接受教育和拥有公民身份。时尚被定义为轻浮和女人味,高跟鞋成为“傻白甜”形象的有力辅助。在1781年的短篇小说《描画者》(The Delineator)中,“活泼”的人物哈里奥特(Harriot)“穿着法式高跟鞋摇摇晃晃的,脑袋就像她的脚一样不稳定”,这代表了18世纪女性的理想典型。接着高跟鞋又有了其他一些让人不放心的理由;它与女性的虚荣心和不诚实联系到了一起。此外人们还越来越担心,女性会用高跟鞋等性感服饰来迷惑男人并篡夺权力,玛丽·安托瓦内特(Marie Antoinette)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而这种偏颇观念也逐渐形成,高跟鞋成为了一种代表女性的、即肤浅的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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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9世纪,摄影术的发明及其在色情作品中的迅速普及,催生了一种古怪的惯例:描绘除了鞋子之外不着其他衣物的女性。
高跟鞋甚至成为男权社会搞政治封建的攻击靶子。一个反对女性参政的煽动者,在1871年的《纽约时报》上写道:“选举权!担任公职的权利!先让我们看看,哪个女人有足够的理性和品味,穿着让她舒适,又不破坏步态的鞋子,风姿绰约地走过第五大道。”
被种种包袱所拖累的高跟鞋,也就难怪无法在男士着装中拥有一席之地。即使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,男人的身高成为一个文化焦点的时候。一些伪科学观念引入达尔文优胜劣汰概念,把男性身高和性吸引力直接联系起来。高跟鞋本有可能回到男士时装界,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。男人穿着高跟减损了他们的阳刚之气,突出了天生的身高不足,人为增加的身高不会赋予他们任何优势。
而对女性来说,穿着高跟鞋似乎是众望所归。即使在时装领域,高跟鞋会暂时过气,在情色领域,它也始终屹立不倒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这种联系催生了细高跟鞋的发明。战时美女招贴中细到极致的高跟鞋,在50年代初成了现实,社会鼓励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去模仿那些画报女郎。诱人又卖萌,总是穿细高跟鞋的玛丽莲·梦露(Marilyn Monroe),成为了这一时期女性的典型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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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年代,意大利人发明的艳丽性感的极细高跟鞋,流行至今呢↑↑
到了20世纪60年代,高鞋跟变得不那么受青睐了。对于“青年风暴”(Youthquake)的风格革命而言,它太“成熟”;而对新锐女权主义者来说,它又太容易惹麻烦。到70年代,高跟鞋重新流行起来,与那个迪斯科时代完美契合。
上世纪80年代,前所未有的大批女性进入职场,“事业心太强”起初被认为是女人社交生活的不利因素。时尚业提供了一个对策,即高耸入云的“致命高跟”。它可以旁敲侧击地告诉对方,女性的成功并非只是因为她的商业头脑。本世纪初,设计师版的高跟鞋被认为是“影响力工具”。时报的一篇报道也曾使用这种说法——职业女性利用高跟鞋,通过性感的“力量”来操纵他人,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似乎也适用。
女性魅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关联还可以清晰地表明,女性一生中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可以拥有这一特权。戛纳电影节上被拒入场的平底鞋女性是中年人。这似乎在暗示,或许如果这些女性不这么老,就根本不会去穿舒服的平底鞋,无论她们是凭借什么成就或关系来参加庆典的。
或许我们可以在21世纪颠覆这个传统,因为我们现在都清楚,女性的影响力与鞋跟的高度无关。
(本文由穿衣帮编辑整理,原文来自《纽约时报》,转载请注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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